（注：此文发表后，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杰克逊的债务是因为他把钱捐出去了。其实并非如此。毫无疑问，杰克逊是个大慈善家，总计捐款达数亿美元，但是他的捐款多数是以义演、募款的方式进行的，并非直接来自于他本人的收入。此外，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一个人是不可能借钱捐款的。换句话说，捐款是不可能使人负债的。）

很多人疑惑，全球卖出7.5亿张唱片、一次巡演就能入帐千万美元的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是一部庞大的挣钱机器，据估计总收入约为7亿美元。为什么竟然积累起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其实，在体育、娱乐等行业，明星挣钱多而负债也多，并不罕见。负债的原因，也比较类似。而杰克逊则不幸把文体明星们常见的负债原因，都几乎占全了。

文体明星的债务危机，第一位的原因，多是因为花钱大手大脚。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一个人单凭消费就能欠下数以亿美元计的债务，对普通中产阶层来说，的确难以想象。幸好，2006年在一次试图扭转自己形象的电视访谈中，杰克逊在镜头前现场示范了一次如何花钱：在十几分钟里，他一个人买空了一家工艺品店，百万美元一下子就出去了。包括十几万美元一套、宝石雕刻的国际象棋，买了一套，再订不同花色的另一套，真有“鼠标买俩，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的风范。至于出入必是豪华飞机，供养一个庞大的个人生活服务团队，到全世界最奢华的角落不停度假等等，这些“日常”开销轻易就累积至天文数字。2005年的娈童案中，杰克逊的前任会计师作证，说杰克逊一直入不敷出，每年亏空2千万到3千万美元。

大手大脚是明星的通病。以《狮子王》和《英伦玫瑰》赢得大量中国歌迷的英国歌王艾尔顿·约翰，宣称“作为单身男人，我就是爱花钱”，曾经花20万美元购买鲜花，又嗜好收藏豪车和珠宝。他后来承认，自己90年代末时，每个月亏空2百万美元。在1999年，他终于陷入危机，不得不向一家投行借了4千万美元来还债。又比如美国说唱乐开山之祖MC汉默，喜欢养赛马，还供养着一个庞大得“足够入侵瑞士”（VH1频道评论员语）的个人服务团队，在1996年不得不宣布破产。

文体明星容易养成挥霍的习惯，我以为，和他们的职业比较重视所谓“人气”有关。人气越高，通常意味着收入越高。但追求人气也容易使人变得虚荣和炫耀。极端的例子如美国乡村歌手威利·尼尔森，他甚至对自己的歌迷提出的金钱帮助的要求，也会慷慨答应。以至于总是有许多“歌迷”追随、守候他，却不是索要签名，而是索要一张支票。同样，一代拳王泰森，也经常把购买的豪车，大方地送给只见过一面的人。泰森在2003年破产，最后沦落到拍成人电影还债。

明星的第二大财务杀手，便是失败的婚姻。杰克逊和猫王女儿离婚的代价，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但可以合理猜测会被分走数千万乃至上亿家产。他的第二次婚姻，也在1999年解除。事实上，娱乐圈的婚姻，稳定性普遍很低。虽然多数名人有婚前协议来保护财产，但分手费仍会相当高昂。若在子女抚养权、婚内暴力、婚外情等方面打起官司，那就更成了烧钱的黑洞。在这方面，泰森又是失败的样板。在两次离婚中，他都因婚内暴力或者婚外情而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

这就关联到了名人财务的第三大杀手――和性有关的官司。文体明星既然人气高昂，又多金帛，难免风流不断，太容易卷入有关是非。有些时候，是明星自己不够检点；也有很多情况，明星成了别有用心者的牺牲品。杰克逊就深陷于数起娈童案。最早1993年的一桩案子，杰克逊付了几百万美元让对方撤诉。这其实是一个不明智的开头，等于诱使更多的人来告诉。2005年娈童案，杰克逊选择了对簿公堂，最终被判诉讼不成立。虽然此次诉讼的律师费也花了杰克逊数百万美元，但长远看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泰森的麻烦就大得多。他被控强奸结果罪名成立，职业生涯最好的一段时期不得不在监狱中渡过，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数以千万计。

经济合同和欠税纠纷，是文体明星经常卷入的另一种官司，也是一大财务杀手。明星由于习惯受到各种“优待”，在处理合同时，不容易把对手看成平等伙伴。稍不遂意就甩出大牌脾气，跳出合同。经济纠纷由此频生。例如2005年，身心俱疲的杰克逊应邀巴林二王子阿尔·哈里发之邀，去巴林度假并接受了其大量金钱资助。但后来哈里发提出希望杰克逊出唱片和自传时，却遭到拒绝。于是巴林王子提起诉讼，要求赔偿7百万美元。最后杰克逊还是赔钱和解了事。类似地，女影星金·贝辛格曾答应出演一部电影，后来又反悔，被制片商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她要赔偿810万美元。这直接导致了她在1993年宣布破产。幸运的是，后来她上诉推翻了一审判决。至于高额欠税，在明星当中也不罕见，泰森就欠下了一千多万美元的税款。

如果以上是明星负债的起因，那么，过度借贷，则通常是让文体明星财务危机积重难返的最后一个陷阱。作为“财富高净值”的个人，文体明星们常常是投资银行家们“喜爱”的客户。杰克逊一开始陷入危机时，美洲银行就安排了一笔私人交易，慷慨借给他1.4亿美元还债。这笔债务在两年后就变成了2亿美元。

有趣的是，文体明星的债务很少有来自于投资失败的，虽然也有少数反面例子像钟镇涛。这可能因为明星自认不懂商业和金融，从事投资时反而比较谨慎。一个很有说明力的事实是：最近爆出的历史上最大“庞氏骗局”华尔街麦道夫案中，受害者里基本没有文体明星，反而都是些投资界的老手。好莱坞受骗最多的不是演员，却是老谋深算的导演斯皮尔博格。具体到杰克逊，他在商业投资方面简直就是个天才。1985年他用4750万美元购下ATV公司，包括了披头士音乐作品的版权。10年后，他把其中一半权益出售给索尼，就收回了9500万美元。人们认为，今天他剩下的一半权益价值，便足以还清其债务。更不要说，杰克逊身后相当一段时间，他自己的音乐版权仍然会持续不断地带来每年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收入。

（注：此文公开发表时，关于奥运会的评论遭到删节。此处为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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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腾中收购悍马品牌这桩事本身，我不想评论。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自己是比腾中老总更出色的企业家，没有资格在企业经营的具体话题上对其指手画脚。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比腾中老总更高明的企业家，也不宜指手画脚，因为每个企业、每一桩交易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不了解详细是无法做出判断的。用个最极端的例子：你让可口可乐的总裁来经营我们家楼下那个理发店，他还不一定搞得过现在那位经理。

评论家应该多关心这件交易所牵涉到的公共话题，少讨论一点这桩交易本身的商业利弊。比如说，很多人说悍马这个品牌买贵了，那么我问你，假若价格再打几折，你们是否就会转而支持，是否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大买特买？又有人说，悍马这个品牌买错了，高油耗车不代表发展方向。那么，假若是通用旗下的“土星”这样的小型车乃至混合动力车的品牌，你们就会觉得买得好，应该买下来？

我个人认为，从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不论这桩交易是否值得，也不论出售的品牌对象如何，购买行为都没有多大价值。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从整体上说，现在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品牌大国的条件。即使个别企业能够购买并成功地经营一两个国际品牌，也不能从整体上对改善国家的产业结构或品牌实力。

我要承认：这和我一年前的认识是不同的。一年多以前，我还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应当鼓励中国企业通过“金融市场上合纵连横的大手笔”，以购买国际品牌的方式实现国际化。现在看来，我当时这个观点，是不成熟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转变呢？一个直接原因是去年奥运会期间，我在国外，通过个人和机构两种渠道，调查了一下奥运会的文化传播效果。结果非常让我失望。虽然中国在举办奥运上投入了巨量人力物力，虽然我们辉煌的开幕式让很多国际观众赞叹不已，但一番热闹过后，我们并没有给外国朋友们留下太多有内涵、可回味的文化象征或符号。尤其是奥运会开幕式，充斥了大量既脱离当代现实、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人造古董、人造文化符号。它们固然极尽奢华，极其富有冲击力，但是无根无基，一阵风过去之后，很难真正在人们心灵中植下文化印记，也很难让人把这些炫目的表演和现实中的中国商业文化、中国公司品牌等联系起来。

这又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适合表达自己整体国家形象的恰当文化符号，或者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的国家文化形象。而国家文化形象，和现代品牌产业，大有相关。我去年那篇文章中阐述过：现代品牌业和制造业是基本分离、相互独立的。传统意义上的老字号、老牌子，的确是从属于制造（生产）过程的，主要代表着产品本身的高质量、可信度等等，这类传统品牌的地位，在管理现代化的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标准化的工序、被独立的质量认证等等所取代。今天，优秀的品牌不再一定代表精良的产品质量；反过来，产品质量精良的厂商也不一定拥有优秀品牌。现代商业中的品牌，更多是一种文化标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感知和认同。

因此，品牌大国必定是以鲜明的国家文化形象为后盾的。单个品牌的塑造，可以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想发起一个“品牌战略”，如果指望有大量国际品牌涌现，那么它一定得有一个以该国家或地区为共同单位的、强烈的文化标识。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形象中，包括了消费文化、尖端高科技、自由思想和军事霸权等多种元素，这非常有利于其相关行业品牌的全球推广。就拿这次大家说到的悍马来说吧，悍马这么一种粗笨黑粗的车型，本来没有理由在消费者中流行。但是它脱胎于美军用车，依仗了美国的全球军事霸主的形象，契合了一部分消费者追求“霸气”的心态。假若是现代以来屡战屡败的法国人推出这样的车型，十有八九就不会被消费者接受；假若是日本人推出此类车型，不但不符合日本精细、节俭、一丝不苟的文化形象，更可能在中国等地区遭到消费者抵制。我们有些学者喜欢讲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国家属性不再重要等等。这话从资本来源和流动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大错的；但是就一个国际品牌来说，其属地所象征的文化内涵依旧是非常重要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美国时尚企业会取一些看上去像意大利或法语的品牌。

站在这个角度看，对中国企业收购国外品牌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目前，中国在国家文化形象方面相对落后。我们国家传统上的一些文化形象，如礼仪之邦、上国立德等等，不幸已经销蚀得厉害；而新的、现代风格的中国国家形象如何建立，又是众说纷纭、茫然无措。这个背景下，中国企业就算收购了国际品牌，也会因为缺乏文化资源，难以对这些国际品牌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而假若不改造，假若对被收购品牌保持其“原汁原味”，那么，它就依然是一个外国品牌而不是中国品牌。中国的商人顶多是对这个国际品牌进行了一次消极的金融投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整个事件，就至多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难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型，更无法上升为一场文化的胜利。

最近已经有若干地方债券“破发”甚至出现首日“零成交”。老实说，这个结果丝毫不出我意外。地方债发行一开始就不够尊重市场机制，带有浓厚的计划分配色彩。官方公开承认，发债额度的分配是向中西部倾斜的。但恰恰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来源成疑，偿债能力有限，债券利率又定得偏低，自然不会受投资人欢迎。而那些财政实力雄厚的地方，尤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分配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发债额度。

有人可能争辩说，财政政策向中西部倾斜，是为了扶持不发达地区，是既定国策，何错之有？我的回答是：错就错在此次地方债发行，目标不是要消除地区贫富差异，而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救市”措施之一；它本来就不是一项福利政策，而是一项经济刺激政策。它更应当尊重市场规律，注重发挥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作用。这就像一支军队，士兵的身体素质有强有弱。平时练兵你应当多照顾体质弱的，向他们倾斜。真到发生危及情况，要上战场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把最好的装备交给素质最强的那些士兵，才能最有效地打好仗。

为什么说地方债发行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措施呢？我在两个多月前的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中国目前之所以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直接冲击，关键在于（1）中国政府用财政作为后盾，用一些刚性的制度安排，硬生生顶住了金融危机；以及（2）中国政府通过巨量的财政支出，短时间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刺激了经济活动。因此，最终我们能否一直免遭金融危机之害，我们的经济能否真地像很多专家预言的那样很快复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财政状况。

财政实力不仅仅直接关系到中国还有没有能力继续扩大政府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而且对私人领域的投资和金融活动，都是一个极为核心的因素。在中央层次上，财政稳定与否，关系到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我从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呼吁人民币停止升值，其原因就是虽然目前表面上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但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其实有相当大的贬值可能。今后一年，人民币如果继续升值，则将来的预期贬值幅度就会更深、更大。如果同时期的中央财政收入停滞甚至严重减收，预示中央财政可能巨额赤字，那么，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就会变得十分急迫。中国现在有巨额外资存量，一旦上述情况发生，就可能触发外资大规模流出并使得人民币进入恶性贬值阶段。因此，稳定中央财政就是稳定信心，是中国安然渡过全球经济危机期的一大要件。

在地方层次上，地方财政目前很大程度上是在吃土地饭。高涨的地价和随之轻轻松松到手的大量财政收入，不但让一些地方政府养成卖地依赖症，也把房地产业的投资人和消费者双方都“套牢”在高地价、高房价上。我不久前曾说过，目前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的一块心病，成为经济复苏中的一个尴尬领域。政府陷入了两难：如果不“救市”，任房价下跌，那么全国五万多地产商代表的数万亿民间资本就大受打击，民间资本投入这部经济引擎就会难以启动；如果“救市”，把房价托起来，那么消费者就会大伤元气，将损及消费支出这部经济引擎。唯一的解围办法，就是政府让利，使房产商和消费者双双能够解套。可是，如果地方财政没有其它来源，它又怎么可能在土地方面让利呢？

而地方和中央财政又是紧密互动的。在中国的体制下，说到底，地方财政窟窿最终恐怕都得中央来买单。而中央财政的多数项目，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和配套。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财政面临的风险最大。根据审计署一周前刚发布的报告，在这轮经济刺激政策下新增的投资项目中，中央投资资金平均到位率为94%，而地方配套资金到位仅为48%。有人把这种现象一语道破，就是地方政府其实“很差钱”。这一情况若不及时扭转，则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的阶段成果，就很可能是暂时性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失去。

因此，作为一项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目前极有必要重新审视地方债额度的分配方式，或者重新增加发债额度。尤其是受金融海啸直接冲击最大的沿海外向型省份，是中国抗击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前线，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不给它们较高的发债额度？这些省份其本身经济规模和财政收入规模又比较大，像广东GDP高达3.5万亿，地方财政收入3千亿，完全具备发行千亿规模以上债券的能力。

当然，作为长期的制度建设，还应当尽快引入地方债的评级机制，并推出不同年限、不同利率的债券，使之更符合市场机制。与此同时还需要继续深化中央和地方财政改革，使税源分配更为合理，地方税入更加稳定。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了。

电视购物，这些年来，一直是鱼龙混杂，消费者很难心安。大概两个星期前，甚至有家电视购物商家宣布设立了200万的“先行赔付保证金”，寄存在北京市消协，可以由消协直接决定赔付给投诉的消费者。这种做法，对该企业自身来说，不失为一种突显自己的信誉、从同行中脱颖而出的竞争手段。但是对整个行业形象来说，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号。一个行业，商家居然要先拍出一笔钱来准备随时赔给消费者，这就像餐馆要先准备好痢特灵，医院要先准备好花圈一样――说明这个行业真地是混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做生意做到这种境地，也够痛苦的。

中国的电视购物行业为什么乱？我的答案是：都是中国的银行害的。这话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一点没有开玩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电视购物行业之所以比较可信，是因为几乎百分之百的交易都是用信用卡付款。而信用卡交易，只要消费者收到货品后有任何合理的异议，一个电话给自己的信用卡发卡银行，便可以止付。将来的事情，完全由银行和电视商家之间去解决，和消费者基本上没有关系了。理论上说，如果商家那边搞不定，银行便会替消费者买单。

有人或许会不屑道：你这是食洋不化呢！中国人的素质低，如果中国的银行也像国外的银行一样，随随便便一个电话就可以对信用卡进行止付，那么中国人天天都会买了东西不付钱，银行很快就垮了！这种说话的人，首先是侮辱了中国人民的素质，其次也是侮辱了国外银行业的管理能力。所谓信用卡“信用”卡，核心是信用二字。在国外，发卡行对申请人的信用经历，的确是经过认真审核的。银行既然把卡发给了某个人，就的确说明它信任该人，相信这个人不会是那种买了30美元的东西也要设法赖帐的――而绝大多数时候，银行都不会看走眼的。如果真地走眼了怎么办？很简单。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电视购物而无理地拒绝付款，头一两次银行会替你买单，你很快会发现自己的信用记录急转直下，银行可以拒绝续期甚至取消你的信用额度，而且会影响到你今后各个方面的金融信用。

另一方面，银行也并不担心电视购物商家会赖帐。这个就更简单：凡是商家能够接受信用卡付款的，通常都和相关银行有各种各样的业务往来，银行可以有效地把关。假若一个商家不停地遭到消费者退货，银行就可能会取消它的信用卡交易帐户。事实上，在美国，一个商家能够接受信用卡，通常也就说明它比较正规，因为它已经通过了银行的审核。

可见，信用卡之所以具有“信用”，关键是银行在交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信用审核者”角色。它既保障了买家、也保障了卖家的信用。银行的自身特点――规模大，网点多，可用资金充足，掌握大量金融信息资源――使得银行有能力承担这个角色，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格外努力。而买卖双方之所以心甘情愿来接受银行的审核和监督，愿意为此额外花钱（刷信用卡是另外收费的，而且国外信用卡的刷卡费率要明显高于国内的信用卡），正是因为通常的消费者和商家本身都没有银行这样的能力，不能有效地检查对方的信用。

银行通过发放信用卡来承担上述信用审查角色，绝对是社会整体效率的一大改进。假若让买卖双方自己去互相审核信用，那么一万个买家和一万个卖家之间就有一万乘一万等于一亿种组合可能，最多要进行一亿次审核。有了银行中间人之后，最多只需审查一万加一万等于两万次了。

中国的信用卡则完全没有上述功能。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信用卡的美丽谎言》，就指出中国的信用卡不过是延期支付的借记卡而已。一晃5、6年过去了，这个局面，几乎没有改善。其根源，当然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或动力，对自己目前依靠垄断地位轻松赢利的商业模式做出根本改变。个人授信系统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如果真下决心哪怕天大的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可是实际上，中国的信用卡目前还是照常满天飞地乱发。由此导致的就是“信用”卡贬值，拿了卡实际上没有任何信用证明功能。一个简简单单的网站购物，信用卡往往都不接受。像发达国家那样，电话里报一个信用卡号就能完成交易，更是遥远的梦想。

银行业的不作为，倒是在中国私营企业界催生了“支付宝”这种商业模式。支付宝实际上是一种交易托管帐户，在国外通常是大额交易才会使用，而在中国国情下，却是阿里巴巴自己开发出来，为了支撑自己的小额网络交易的。目前已经有独立发展的趋势。我认为，对中国的电视购物行业来说，引入“支付宝”或类似的交易托管系统，或许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条出路。当然，前提是有关部门能明智地决策，不会突然发一个命令，把此类交易托管系统说成是“非法金融活动”，一棒子封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国乳业遇到了较大困难，导致鲜奶收购价下跌。进而导致奶农入不敷出，部分地区有奶农忍痛宰杀奶牛。这个连锁反应，可以作为一个范本，说明中国目前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存在哪些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政府搞市场经济毕竟经验稚嫩，难免错漏，常常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瞎市场化。首先，大家都知道，中国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养什么不养什么，这些本来应当交给市场决定的事情，政府往往喜欢越俎代庖，为民作主。若干年前，有关部门做了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奶牛养殖业发展太慢，而且“小、散、低”，“迫切需要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转变”，大力推广如奶牛养殖小区等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养殖户“做大做强”。甚至在2008年，全行业因为个别奶粉质量问题遭到很大冲击之后，有关部门推出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依旧提出要“到2011年10月底前”，力争“1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奶牛比重达到30%左右”。

然而在世界上奶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奶牛养殖却是以“小、散”为主的。美国99%的养殖场是家庭农庄，而这些家庭农庄中，77%的不到100头奶牛。当然，我国提的“100头以上达到30%左右”的目标，是以奶牛头数为基数，不是以养殖户数量为基数。即便如此，美国的情形至少说明，“规模化”并不一定是奶牛养殖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以“100头”为划界标准就更没有什么实践依据了。

从1991年到2000年9年间，我国奶牛存栏数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二，平均年增长率不过5.7%；但是从2000到2006年的6年间，猛增了2.79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9%。同期原奶生产量猛增了3.6倍。我国也从一个奶业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产奶大国。本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如今在奶产量上却超出了几千年以来都以奶制品为主要食品消费的诸多西方国家，这样迅猛的扩张速度，如果不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激励，很难想象它会自然发生。

中国人的食谱决定了，我们消费的主要是初级奶产品，包括鲜奶、奶粉、酸奶、奶油和冰淇淋等。而西方人用于佐餐、烹饪的黄油、奶酪等深加工奶制品，中国人几乎不消费。问题在于，后者恰恰是奶制品消费的大头。例如在美国，上述初级奶制品消费，仅占用原奶总产量的23%；而黄油和奶酪两项就占用58%。换言之，除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作为世界奶业生产大国，其消费能力却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在生产一端的短期快速扩张，当然会造成积压。

现在，人们倾向于把奶业危机都归咎到去年的奶粉结石事件上。但是深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在原奶中掺假的现象？少数人这么干，可以说是坏了良心；如果干的人多，就要考虑到其它因素。我以为，根子正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原奶收购价格偏低，促发了各种掺假行为的蔓延。而目前这一轮奶业企业的库存积压，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去年结石事件造成的短期需求下滑，也要认真考虑过去几年是否存在生产能力过度扩张。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过去几年大力发展奶业是错误的。一种生产能力的积累，来之不易。既然发展起来了，就是一笔财富，不能轻易说退回去。何况长期看，中国人的奶制品消费需求还会继续增长，足以消化掉目前这点积压的生产能力。但是，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之后，要呵护、维持住这一生产能力，政府就需要有所作为。

这就牵涉到我开头说的，我国政府常常犯的第二个疏漏了：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市场化。也就是说，到了原奶采购环节，这个最应该政府来干预、来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的环节，我国政府却在相当长时期里缺位了。你把奶农生产一端的积极性刺激起来了，在需求一段反而放任他们自生自灭，这岂不是像是恋爱谈了一半把别人甩了吗？

即使大国中最为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对原奶收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最低采购价格。这就是所谓“国家原奶销售牌价（Federal milk marketing orders）”。这个保护价格，是联邦政府有关机构，依据几种主要奶制品的市场批发价格，反推回去得出来的，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划分加以调整。实际的收购价格，只能高于这个牌价，不能更低。今天，美国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原奶，是在这个国家牌价体系下采购的；另外的则是在一些州自己的地方政府牌价体系下（通常高于国家牌价）销售的。

国家规定采购价格有多种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直接保护了奶农尤其是散户的利益。由于国家采购牌价是依据中长期市场价格来调整的，它也能熨平价格波动。像中国这次，奶业遭遇突发危机而出现短期过剩时，如果有一个国家牌价体系，就能很好避免今天奶农纷纷杀牛、明年又会奶源不足的现象了。当然，我了解到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推出类似的价格保护措施，中央政府也有拨专款支持原奶采购。但它们都还只是临时的应急做法。需要象美国那样制度化，甚至成为一项法律，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